“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”在网上被频繁转发，这位副县长感言辞职获批后，“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”。当地官员评价周慧说：“官场之事既不是他所擅长，也非其内心的真实追求。”可是，辞职过程似乎没那么简单，周慧用“旷日持久”形容这场“中国式辞官”。(7月15日 浙江在线)

        “中国式辞官”为何那么复杂?周慧的理解是，辞职只不过是换个工作，但他的职位是“有点分量的官位”，“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”，所以辞职就引人注目。从这番表述看，“中国式辞官”的困境并非来自个人选择的艰难，而更多源于外界对辞官者的看法。也就是说，影响官员辞职的，不是相关制度，而是包括为官者在内的人们的观念。就制度而言，官员辞职是没有障碍的。而之所以很少有人主动辞官，不仅有体制约束，还有观念束缚。

        一个辞职的官员，往往不被理解，不管是上级领导、同事，还是亲戚朋友，都会对其另眼相看。这说明，社会的“官本位”意识依然浓厚。因此，周慧的“异质思维”难免与之发生碰撞。而当地家族意识比较强烈，经商的家庭成员都希望家里出个当官的，辞官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副县长不仅是一个职位，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代言者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什么时候官员真正“职业化”了，干部自愿辞职才不会遭遇有色眼镜。

        党政人才融入社会人才流动，意味着官员可经批准后按程序辞职，也要在传统公务员系统自下而上流动外，开辟和拓展第二条途径，从社会上选拔贤达人士任用为领导干部。当党政人才选拔任用体制的封闭性完全被打破，当选一个副县长有了更多途径，而且社会各界对当官也不再一味钦羡，“中国式辞官”的观念认同困境才有可能消失。笔者认为，真正影响官员辞职的不是体制而是观念，官员能上能下，能进能出，才是正常的政治生态。（2014年7月14日张家界在线刊载）